《一溪集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。有朋友问我，你是个忙人，怎么会想到替杜亚泉编一本生平与思想的集子？说起来，还有某种偶然性。我与杜亚泉有一点血缘关系，他是我祖母的伯父。虽然我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，惭愧得很，在这以前我对这位先祖了解十分有限，也从来没有过特别的兴趣。1993年春节，杜亚泉的子嗣杜其执夫妇以及杜的外孙田建业先生将我找去，告诉我《杜亚泉文选》已经编就，希望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一个序。我不暇思索地推荐了王元化先生，并答应由我出面去请他。
元化先生很爽快，一口答应了。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，我再三对他说，你只要写一个短序就行了。不过，以先生治学之严谨，尽管只是一个序，他依然嘱咐我将有关杜亚泉的资料尽量找全，他要在动笔以前大致阅读一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先生打电话给我，语气颇为兴奋：“小许啊，这个杜亚泉不得了啊！我读了他的文章，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，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，而且，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呵！”我后来才知道，元化先生当时的思想重心，正在反思中国“五四”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，杜亚泉当年许多敏锐的看法和观点，在先生的内心引起了深深的共鸣。这年的夏天，上海是格外地炎热。元化先生谢绝了不少避暑的邀请，整个暑期呆在家里，一个字、一个字地苦读杜亚泉。秋天来临了，先生拿出了一叠改了又改的稿子，这就是那篇一万多字的长序：《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》。文章在《文汇报》先行刊出后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，甚至可以说是轰动。随着《杜亚泉文选》的出版和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，一时间，满城争说杜亚泉，一个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故人终于重见天日。
杜亚泉显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，不过，这几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息，个中分歧不仅仅是关于他本人的，而是涉及到一些更广泛的问题，如对“五四”启蒙运动的评价、对五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分歧等等。分歧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屑于起码的学理研究，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睥睨对手的激昂姿态。陈独秀当年与杜亚泉论战时，就曾经有过类似“气盛于理”、“以气取胜”的激烈与亢奋。正如柏林所说，只有那些自信真理在握的一元论者，才会有如此“道德的傲慢”。
然而，真理毕竟是多元的，甚至是互相冲突的。以“五四”启蒙运动来说，它究竟是一元的，仅仅属于陈独秀为代表的《新青年》；还是多元的，有多种思想和学派共同参与其间？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表明，“五四”实际是一个多元的、各种现代性思潮互相冲突的启蒙运动。过去，我们对五四的研究过于狭隘，仅仅局限于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几个知名刊物上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除上述之外，当年同时在作启蒙宣传的，还有梁启超、张东荪“研究系”知识分子办的《学灯》和《解放与改造》；杜亚泉、钱智修等人主持的《东方杂志》。如果说《新青年》和《新潮》主要是在年轻的、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发生影响的话，那么，《解放与改造》和《东方杂志》则是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挥着作用。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假如一种新思潮要替代旧思潮成为主流的话，仅仅获得青年人的欢迎是不够的，它必须同时赢得中年知识分子的认同。而杜亚泉主编的《东方杂志》恰恰是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权威刊物。正因为其鲜明地趋向于科学与新文化，才与其他新思潮一起，汇成了五四时期不可阻挡的启蒙大潮。
说杜亚泉也是一位启蒙学者，并非溢美之词。科学是五四的两面大旗帜之一，杜亚泉当时所做的，不是去争夺“旗手”的响亮称号，而是在学理规范和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。在默默之中，他创造了多项第一：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、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《文学初阶》、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《植物学大辞典》和《动物学大辞典》……
一个世纪过去了，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早已随风而去，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科学规范硕果依然。
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，杜亚泉看起来似乎是保守的，然而，保守并非意味着守旧。墨子刻认为，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，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模式：转化与调适。转化论者相信，传统可以像一件旧衣服一样脱去，新文化可以在理性主义的建构下平地而起。问题只是在于，是否有勇气与传统告别。陈独秀当年就是一个最激烈的转化论者。而调适论者则认为，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，只能在传统的背景下逐渐演化，新与旧之间有可能、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。从梁启超到杜亚泉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适的变革线索。假如我们不再持有一元论心态的话，就无法否认这也是一种启蒙。不过是另一种启蒙，一种温和的、中庸的启蒙。
激进的启蒙与温和的启蒙、转化的模式与调适的模式，其复杂的关系和历史功过究竟如何，可以进一步讨论，但绝对不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机械思维可以概括。二者之间，并非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，而是启蒙阵营中的分歧。五四，不仅属于激进的“新青年”，也属于温和的调适派。五四的无穷魅力，恰恰在于多元，在于其复杂的内涵，正是其复杂的包容性与多元性，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。五四，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、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的思想源头。假如我们将五四诠释为某种单一的趋向和狭隘的精神，不是光大了五四的意义，反而倒是曲解了五四的胸怀和内涵之博大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杜亚泉究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，还是一个儒学自由主义者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，其思想和性格肯定要比某种知性的定位复杂、丰富得多，过于简单的标签化处理，反而无助于对其真实面貌的了解。当然，以目前思想界之时风，人们似乎更愿意被称为“自由主义者”，即使毫不相干的也要攀一回亲。保守主义者，似乎至今为止依然令人敬而远之。我想，个中原因，也许还是那个一元论史观的作怪，好像各种主义之间，非得分出一个忠奸神魔不可。其实，历史不是由哪种思潮独自创造的，也并非哪种主义天然地具有历史正当性和道德优越感。真正可忧的，是某种主义的独大，是君临一切、无法制衡的话语霸权。激进主义如此，自由主义何尝不是如此？杜亚泉最令人敬佩之处，是当某种潮流滚滚而来时，他没有像一般人那般赶紧易帜，追波逐流，他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，独守不合时宜的识见。虽然一时看来似乎落后于时潮，最后历史却证明了：惟有他，才超越了那个时代。
末了，想交代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心愿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我是第三代移民。当年我祖父从老家绍兴，来上海滩谋生，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，正是杜亚泉牵的线。假如没有杜亚泉，或许我的祖上还会一直呆在那个沉闷的小县城里，我父亲就很难有机会到西南联大读书，最终也就不可能有我这样一个生命的存在。人生乃至生命永远只是一连串的偶然造化而已，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要感谢造化了这些偶然的人们，包括杜亚泉先生。他当初并没有想到索取报答。然而，善意终有善报。编辑这本《一溪集》，就算作我个人对先祖的一个小小的报答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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